8月9日，埃尔多安与普京在
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会晤。双方元首握手言和，并决定恢复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项目。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
俄罗斯战机事件后，
土耳其流管道项目被搁置。时隔半年多，土耳其流一波三折后为何能重启复活，该项目有何背景与动力，其挑战与前景如何？值得关注。
土耳其流管道的筹建与国际形势发展密不可分，既是
俄罗斯天然气输欧绕开乌克兰的必然之举，也是俄土等国实行地缘政治腾挪的长远之策。俄乌之间矛盾重重，双方围绕供气价格、数量、拖欠款和过境费问题在2006年、2009年和2014年曾上演过三次“斗气”，殃及欧洲多国。在今年的圣彼得堡国际论坛上，
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（简称俄气）总裁米勒宣布计划在2020年前将过境乌克兰对欧供气数量削减到每年100亿至150亿立方米。2014年12月1日，俄气曾与博塔斯公司签署了修建跨黑海通向土耳其天然气管道，即土耳其流的谅解备忘录，作为南流管道的替代方案向欧洲南部供气。除建设土耳其流外，俄气还计划铺设跨波罗的海至德国、年输气能力为550亿立方米的北流-2天然气管道。可见，
俄罗斯绕开乌克兰的决心很大、行动果断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俄欧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合作今非昔比，已从乌克兰危机前的“合作大于竞争”，向“竞争大于合作”转变。自
俄罗斯力挺的南流管道与欧盟主导的纳布科管道双双胎死腹中后，欧洲从推进纳布科项目向南方天然气走廊项目转变，包括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、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、南高加索管道等；而
俄罗斯也从推进南流管道换成了
土耳其流管道，甚至跳出圈外，发展与中国、越、韩、日的能源合作。
对
俄罗斯而言，重启
土耳其流管道可谓地缘政治竞争的得分，普京南下的能源外交遭遇波折后终于能够延续。
土耳其流管道将成为俄、土、希三方合作的重要平台。今年7月的土耳其未遂政变使土耳其“远西亲俄”，而希腊政府更是陷于债务危机已久，土希两国国内困境为
俄罗斯拉拢它们提供了机会，有利于
俄罗斯打破西方制裁包围，同时对欧盟能源联盟施压，是以小边合作破解欧盟多边合作的外交手段。
对土耳其而言，西方对土耳其未遂政变的态度致使埃尔多安为巩固政权别无他选，只能向
俄罗斯寻求支持，土耳其流的重启体现了能源外交为内政服务的本质。此外，英国脱欧降低了欧盟对土耳其的吸引力，土希望用天然气管道作筹码向欧盟谋取更多的战略利益。更重要的是，土耳其高度依赖
俄罗斯天然气，2015年俄气向土供气269亿立方米，占其消费总量的55%。俄主要通过蓝流管道向土输气，然而经过多年运营，蓝流管道陈旧老化已影响输气能力，修建新的管道迫在眉睫。
希腊政府陷于债务危机已久，迫切希望从
俄罗斯获得资金援助，同时在南欧能源地缘关系上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。凭借土耳其流项目，希腊将成为整个南欧甚至中欧的天然气中转大国，希腊每年能获得数以亿计欧元的中转费用，该项目还将为希腊创造诸多就业机会。
土耳其流管道可谓俄土关系的晴雨表，战机事件导致的俄土关系恶化促使
土耳其流管道项目停摆，其重启的窗口也因双边关系缓和而打开。不过，除存在价格分歧等商业风险外，土耳其流项目还面临以下风险，未来的发展前景仍不明朗。
首先，土耳其政局及俄土关系影响项目命运。土耳其的总体局势不稳，政局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把控着
土耳其流管道的命门。此外，俄土关系走向也必然影响土耳其流项目的前景。此次埃尔多安与俄和解是巩固政权的权宜之计抑或长远战略，项目能否抵挡住相关政治冲击，仍有待观察。
其次，土耳其流项目不是土能源战略核心。跨安纳托利亚管道才是土耳其建设的首要项目。该管道位于欧洲支持的南部天然气走廊上，由法国道达尔公司主导，拟于2019年启动，气源来自阿塞拜疆的沙赫德尼兹天然气田，计划每年将160亿立方米里海天然气输向欧洲。该项目输气能力虽然比
土耳其流管道低，但已全部签订合同，符合欧洲降低对
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战略诉求。
再次，土耳其流面临来自欧美的阻碍和法律风险。欧盟把
俄罗斯筹建土耳其流的努力看作俄向欧盟谋求取消对其制裁、重新协商南流管道条件的“绝望一博”，并以建立能源联盟和能源来源多元化等战略来阻击。该项目也引起了华盛顿的关注。美国国际能源事务特使阿莫斯·霍彻斯坦恩近日在采访时称：“北流-2项目不是经济项目，而是
俄罗斯彻彻底底的政治项目，这条管线将用经济手段使欧洲回到冷战时代，我不认为，这符合欧洲和美国的利益。”与南流管道类似，欧盟第三次能源改革方案不会对
土耳其流管道入境欧洲网开一面。伦敦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学者迪米塔尔·贝切夫指出，西方对
俄罗斯的制裁、第三次能源改革方案、欧盟对俄气开展的反垄断调查，都可能是使
土耳其流管道重蹈南流管道覆辙的陷阱。
最后，土耳其流还面临市场与金融风险。在希腊债务危机、
俄罗斯经济不景气等不利形势下，该项目融资能否及时到位还是问题。此外，
土耳其流管道的依据只有项目谅解备忘录，缺乏有法律约束力的政府间协议，项目是否会一再延期，仍需观察。
（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院硕士生导师，北京大学博士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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